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11)

上述结论虽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其他喀斯特地区也比较符合实情，但具体到麻山地区而言却不一定如此。单就上文提到的山体崩塌频率而言，如此规模的山体崩塌和山石滚落，只需要积累一百年，那么一百年前的耕地即使根本不发生水土流失，耕作土也会被滚落的山石全面覆盖。何况山体崩塌还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基岩裸露，从而不断地积累、加剧地表的石化度，因而麻山地区的石漠化灾变应当定义为原发性的地质灾害，而不能说成是人为原因酿成的生态灾变。

笔者和研究小组成员的进一步调查表明，只需要将滚落的山岩撬开，下面大都叠压着早年的耕地。这就足以证明，这儿的石漠化既不是“刀耕火种”造成的灾祸，更不是人口过载超额利用资源的恶果。事实上，即使实施“刀耕火种”，所能积累起来的热量，乃至能够形成的高温只能影响到岩石的浅表层，根本不可能导致整片山体石漠化，也不是山体频繁崩塌的主因。同样因为在这儿，苗族乡民的日常劳作主要是将掉落的岩石撬开集中堆放，以保持耕地的稳定。他们的生产并不表现为劳动力的富余，反倒是变现为劳动力的稀缺。说这儿人口过载，明显缺乏足够的证据。事实上，这儿的乡民一直是在抢救被岩石覆盖的耕地和生物资源，而绝不是在超额消费生物资源。麻山石漠化灾变形成的真正成因应当是石灰岩经过强烈的溶蚀后，随着地下溶洞和伏流的不断扩大，岩石无法支撑自身的重量而不断崩塌，将原有耕地覆盖才导致地表的石漠化。灾变的酿成与人类的利用无关。换句话说，麻山苗族绝对不是酿成石漠化灾变的罪人，反倒是与石漠化灾变抗争的表率。麻山的苗族文化也应当准确地理解为是频发性地质灾害模塑出来的产物。[8]鉴于麻山苗族在当地定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元代，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背景下，在这儿安家落户，生息繁衍了七百余年，使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在他们面前，成灾的比例微乎其微。这应当是当地苗族文化的功绩，而绝无任何理由诋毁他们的文化“落后”。

对当地乡民生活贫困成因的探讨是另一个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政界、学术界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其一，认为当地的自然环境过于严酷，因而贫困必然与生态环境的恶劣同步。[9]这些地区既不能开辟连片的耕地，又不能发展副业，因而当地苗族居民与贫困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令是一般的救助也不能帮助他们脱贫。其二，认为当地乡民生产技术“落后”，对科学知识了解不多，因而尽管他们很勤劳，但却依然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10]上述两类结论，单以共时态获取的资料为依据，确实具有较大的说服力，但如果反观历史却难以自圆其说。其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在清雍正以前属于“生界”，[11](P272)当地苗族居民的生活实况，典籍中无法留下可凭记载，但在雍正“改土归流”时，当地的苗族乡民不仅向清政府赠送了很多礼品，而且还承诺像其他地区一样，认纳国家的各种税赋。不管这样的承诺是出自武力的胁迫，还是他们的自愿，但他们在其后都能按规定完纳各种税赋，这至少表明当时的麻山苗族并不比周边其他地区贫困。

其后，清政府在这里推广棉麻种植。种棉花失败了，但是引种麻类作物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在清代后期，这儿成了贵州境内最大的麻类集散市场，“麻山”也因此而得名。[1](P9～10，P437)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优质麻生产传统，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全国麻类生产的先进单位表彰会议就曾在宗地乡召开过，麻山各地当年都是受过表彰的先进单位。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还设置有“麻类科学研究所”，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总结当地乡民的种麻经验，推广他们的植麻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原麻的售价差不多是粮价的12倍，出售麻的收入可以确保当地的乡民生活十分富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麻价与粮价之间的差额比也都还能保持在10倍左右。[12](P282～284)此后，随着化学纤维包装袋的兴起，麻类做包装材料的市场占有率日趋萎缩，原麻的价格也因此而徘徊不前。到了今天，麻价与优质米价几乎相等。长于种麻的苗族乡民至此才真正陷入了贫困境地，因而当地苗族乡民的贫困与环境恶劣、生产技术落后都没有直接的干系。

时下，麻山苗族“贫困”的直接导因反而是麻类市场价格的消长。这一点恰好是此前已有研究结论的盲区。当地苗族乡民能够在土地高度石漠化的喀斯特山区生产出优质原麻来，生产过程中还要应对频发的山体崩塌灾害，这反倒是值得称道的创举，更是探讨民族文化适应的理想题材。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