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14)

总之，只要我们对麻山地区的频发性地质灾害多一些关注，对当地苗族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多一份关爱，而且又能避免将文化适应理论教条化，那么看似互不关联的生活习俗，事实上都可以借助山体频繁崩塌这把钥匙得到符合逻辑的解答。此前的研究习惯于将某一文化事实展开孤立的线性因果推导，而较少注意到一种民族文化，在适应所处自然与生态环境时，适应的手段会呈现出层次上的差异。有的适应办法比较明晰，而有的则比较隐晦，但其间都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并以此确保文化是以一个整体去对各种环境要素做出层次有别的适应，而绝对不会为了某一个单独的环境要素，去机械地建构单一的文化对策。这样一来，看上去互不关联的习俗，只需展开深层次的挖掘，其间的内在联系最终肯定可以得到破解。

四、文化适应理论面临的新挑战

斯图尔德(Julian )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名著《文化变迁论》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说”，[18]对文化的适应做了系统的论述，由此而带动了一批后继人，按照他的研究方式深化了民族学对文化适应的认识。内亭、拉帕波特、全京秀等人相继在这一领域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然而，一种民族文化需要面对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因素极其错综复杂，民族文化到底是对所有环境因素都要加以适应，还是只需要对某些环境要素加以适应，需要适应的环境要素之间是否还存在着主次之分，其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逻辑关系，斯图尔德及其后继者们均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因果关系极为明晰的环境要素，去揭示相关民族文化中的特定文化事实，以展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单就他们提供的例证而言，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但同时也会对读者构成误导，似乎这些民族所面对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仅仅只剩下他们所描述的那些特殊环境要素而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相关民族文化已经做出成功的适应，那么相关的自然与生态环境要素一旦改变，相关民族文化是否还需要延续此前已有的适应成果呢？对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文化适应的早期研究者都没有做出回应，而托马斯·哈定则是从另一个视角，将文化的适应区分为“创新”与“保持”两个部分。[19](P37～54)也就是从逻辑上做出了推理，使人们相信文化的一项成功适应会在以后的文化延续中，得到传承和保持。文化适应理论与早期的经典进化论就构成了对话的基础，泰勒的“文化残留”[20](P15)与托马斯·哈定的“适应保持”也就可以相互沟通了。进而还需要注意到，适应的保持必然意味着文化的实用性功能，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一过程中转化为象征性功能。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前辈们的不同研究成果，也就在这样的推导下可以实现理论建构上的整合。

如果将上述的理解应用到麻山的个案当中，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对当地苗族乡民的生存而言，显然是一种可以超长期延续的环境要素，也是随时危及当地乡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性要素。它不仅可以迫使麻山苗族的文化必须对这样的环境要素做出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适应，同时还会进而支配那些与这一地质灾害有关联的其他文化适应创新，必须围绕这一关键的环境因素去做出回应，并由此而获得长期保持的社会支撑。从这一理解出发，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势必会成为麻山苗族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适应脉络。并在麻山苗族文化的不断重构中，使其他的文化要素也得围绕这一脉络有序地组织起来，既维护了麻山苗族文化的整体性，又会使得出于不同适应需要而做出的其他文化创新也连带获得了稳态延续的能力。最终就会使得，在麻山苗族文化中，其结构会表现出层次性来，而贯穿这些不同层次的主线则是为了规避频发性的地质灾害而做出的文化适应性创新。只需要把握规避频发性地质灾害这把钥匙，对麻山苗族文化做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也就有了可操作的手段。其他文化要素都可以因此而获得符合麻山苗族文化逻辑的解读。

由此看来，民族文化的整合不仅仅意味着该种民族文化自身存在着系统性，进而还意味着该种民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通常都不会表现为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表现为以一个整体，通过不同的因果链对整个环境的各种要素做出整体的适应。其适应的手段、指向、方式都会互有差别，同时又组织有序。也就是说，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要比前辈们的理解要复杂得多，适应的机制也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互换性，但同时也将意味着在麻山苗族的文化中，也必然包含着那些，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其适应创新功能的要素在其中。这样的要素虽然在麻山苗族文化中也在延续，但它们所能起到的象征功能肯定会大于它的实际功能，麻山苗族乡民把写有死者姓名的木牌送入岩洞中安葬，正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用功能的典型例证。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