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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15)

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1-1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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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化适应机制的复杂性出发,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环境因素的改变,在短期内肯定会诱发文化运行的失范。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都大力支持麻山地区脱贫

从文化适应机制的复杂性出发,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环境因素的改变,在短期内肯定会诱发文化运行的失范。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都大力支持麻山地区脱贫致富,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政策就是建构现代化的住房,按照现代化的标准规划村寨的布局。对这样的惠民政策,麻山苗族乡民自然欣喜过望,但建构现代化住房却诱发了社会反响的错位。很多乡民在接到政府的资助款后,往往不按照政府的意愿去修建符合“规矩”的住房,而是修成一些在外来人看来,特别是主持扶贫工作的行政官员看来十分怪诞的住房。一些乡民甚至更乐于将新房建在早年居住过的岩洞口,这更是使得相关行政人员不知所措。访问乡民后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其核心问题仍然是政府扶贫部门划定的建房位置和建房的规格,要么乡民们感到建房位置容易遭到下落岩石的撞击,要么按照规格建房,承受不住下落岩石的冲击。将新房建在洞口,遇到山体崩塌时还能够往洞中躲避,甚至可以把贵重物品存放在山洞中确保万无一失。也就是说,麻山苗族传统文化中的适应机制还仍然支配着乡民们的观念和行为,[21]致使在他们看来,即使住到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中,依然感到不安全。毋庸置疑,乡民们的考虑显然是正确的,因为现代化的装备和技术还没有能力改变频发性的质灾害这一环境要素,麻山苗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还无法绕开由此而构成的生存安全,而这一点恰好是行政当局实施惠民政策时,值得认真考虑的民生大计。

五、结果与讨论

无论是就文化适应理论而言,还是对田野调查规范而言,我们对麻山工作的反思显然是一种挑战。频发性的地质灾害无疑是麻山苗族必须正视的严峻环境因素,也是当地生态系统安全的重大隐患。可是,学术界在长期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却很难找到有关方面的适应证据,甚至对这种极其频繁的地质灾害在相应的田野调查报告中也未做出相应的反映,地质灾害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似乎成了“隐身人”。要对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做成符合逻辑的理论分析,目前为时尚早。出于向学术界求证的考虑,我们想提出如下一种假设,以便得到学术界的批评和匡正。

由于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在当地对苗族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太大,对当地的生态稳定冲击过于强烈,以致当地苗族文化的适应机制显然不会做成简单的回应,而是要调动苗族文化的所有方面,对这种难以预测的灾害加以化解。更由于这样的努力要受到发生几率的左右,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必须通过长期的磨合,凭借多种应对策略的综合作用,最终才能将这种频繁地质灾害的成灾水平,获得了符合要求的下降。这一点正是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文化事实。发生几率虽然高,但成灾比例却还不到0.3%。换句话说,当地苗族的文化适应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同时也因为取得了成功,以致对这种频发性地质灾害的表达反而被相关文化要素的其他功能所掩盖,从而使得对这种威胁最重的环境要素的适应努力,反而演化为隐性的文化事实。这正是粗疏的田野调查和文化适应分析容易忽略这一文化适应成就的原因所在。

此外,文化适应的实用功能一旦弱化后,其象征功能必然凸显。要实现其象征性功能,相关的文化要素必然要对外界做有意识的表达,务使其彰显。这样一来,在一般性的田野调查中,属于这一范畴的文化要素反而最容易被调查者所发现,在文化适应的分析中,也最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致那些对民族成员生死存亡关系更为密切的文化事实,反倒会隐藏在阴影当中。总之,通过对麻山研究工作的反思,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必然是以文化整体而呈现。由于适应获得的成果本身存在着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也存在着与外界关系程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适应的成果经过长期积累后,都会表现为结构层次上的差异,以致文化对不同环境要素的适应成果,就会表现出有显,有隐;有大,有小。如果不对田野调查资料做综合分析,很多重要的文化适应事实必然会在无意中被疏漏。

这一反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目前中国对自然灾害的行政管理要求规定,地方干部遇到灾害预警时,必须组织人力昼夜监控、疏散居民。这当然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但如果把这样的要求落实到麻山,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地县、乡和村三级行政机构的人员配备和技术知识储养绝对达不到主管部门的要求。一个乡绝对不可能做到每一天都有四五个工作小组在监控当地频发的地质灾害,更不能轻易指挥乡民规避,因为从预警到岩石山体真正崩塌,其延续的时间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以上。而如果考虑当地苗族文化适应环境的已有成果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因为当地真正成灾的比例还不到0.3%。灾害事实上已经被当地的苗族文化基本化解了,而当地的宗教人士在期间恰好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能够预报,还能够安抚乡民的心灵,也有能力规划重建。既然成灾比例如此之低,按照全国统一要求,组织人力监控,其必要性显然不大。引导当地宗教人士服务于当地居民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需要,反倒是一种值得一试的管理措施。如何执行不是我们的研究任务,我们只能够提供可资参考的行政管理建言。如果可行,对麻山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生态建设肯定可以发挥明显的作用。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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