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3)

正因为山体崩塌在麻山地区几乎是家常便饭，以致当地乡民对小孩的教育总会曲曲折折地反映出山体崩塌这一事实来。每一家的父母都要告诫小孩，出门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看清山上的岩石是不是有移动，听到特殊的响声时，一定要赶紧躲避。乡民普遍推行的公益行为则是一旦发现岩石有松动，要么把它敲下来，要么就把它炸碎，没有炸药就用石头将其垫稳以免滚落。乡民频繁举行的宗教活动则是对滚落的岩石，或者是可能滚落的岩石举行各式各样的仪式，请当地的“魔公”做法事驱赶妖魔，阻止山体崩塌。平常的休息和睡觉，乡民们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特别是暴雨和极度干旱季节，夜晚睡觉都不敢平静入睡，要随时警惕山石的滚动。一旦有响动，周围的邻里都会互相关照。

总而言之，对山石崩塌的恐惧已经渗入到当地乡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成了他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此明显的社会事实，理应在该民族的文化中有清晰地反映，但遗憾的是，查阅此前的田野调查报告却很少有人正面提及山体崩塌这一普遍性的重大事实，甚至觉得频发性的地质灾害似乎与民族文化没有关联一样，而这正是刺激笔者反省已有调查结论的直接动因。

二、对此前已有结论的重新认识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麻山5县中的3县，即紫云、望谟和罗甸被认定为贫困县后，对麻山地区的研究很快掀起了一个高潮，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接踵而至，他们研究的主题也就很自然地围绕“脱贫致富”而展开。探求贫困的原因，寻找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改善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等成了多学科反复研究的焦点，而且形成的结论很快都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然而，一旦注意到山体崩塌频繁发生这一当地自然属性后，特别是注意到当地苗族乡民对山体崩塌的恐惧后，人们总不免会对此前已有的结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质疑。这里仅以影响最大的四项此前已有结论略加分析。

在麻山，最突出的自然与生态灾变是土地的石漠化。如何救治石漠化灾变自然成了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但此前的学者大多倾向于认定麻山的石漠化灾变主要是水土流失酿成的苦果。[6]学界普遍认为当地人口过载，又长期实施“刀耕火种”，必然导致对资源的超额利用。随着天然植被的大量毁损，特别是频繁而普遍实施的“刀耕火种”直接对山体造成损害。在强烈的重力和地表径流冲刷下，表土被冲走，而基岩和砾石随即暴露出来，从而酿成了严重的石漠化灾变。[7]

上述结论虽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其他喀斯特地区也比较符合实情，但具体到麻山地区而言却不一定如此。单就上文提到的山体崩塌频率而言，如此规模的山体崩塌和山石滚落，只需要积累一百年，那么一百年前的耕地即使根本不发生水土流失，耕作土也会被滚落的山石全面覆盖。何况山体崩塌还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基岩裸露，从而不断地积累、加剧地表的石化度，因而麻山地区的石漠化灾变应当定义为原发性的地质灾害，而不能说成是人为原因酿成的生态灾变。

笔者和研究小组成员的进一步调查表明，只需要将滚落的山岩撬开，下面大都叠压着早年的耕地。这就足以证明，这儿的石漠化既不是“刀耕火种”造成的灾祸，更不是人口过载超额利用资源的恶果。事实上，即使实施“刀耕火种”，所能积累起来的热量，乃至能够形成的高温只能影响到岩石的浅表层，根本不可能导致整片山体石漠化，也不是山体频繁崩塌的主因。同样因为在这儿，苗族乡民的日常劳作主要是将掉落的岩石撬开集中堆放，以保持耕地的稳定。他们的生产并不表现为劳动力的富余，反倒是变现为劳动力的稀缺。说这儿人口过载，明显缺乏足够的证据。事实上，这儿的乡民一直是在抢救被岩石覆盖的耕地和生物资源，而绝不是在超额消费生物资源。麻山石漠化灾变形成的真正成因应当是石灰岩经过强烈的溶蚀后，随着地下溶洞和伏流的不断扩大，岩石无法支撑自身的重量而不断崩塌，将原有耕地覆盖才导致地表的石漠化。灾变的酿成与人类的利用无关。换句话说，麻山苗族绝对不是酿成石漠化灾变的罪人，反倒是与石漠化灾变抗争的表率。麻山的苗族文化也应当准确地理解为是频发性地质灾害模塑出来的产物。[8]鉴于麻山苗族在当地定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元代，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背景下，在这儿安家落户，生息繁衍了七百余年，使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在他们面前，成灾的比例微乎其微。这应当是当地苗族文化的功绩，而绝无任何理由诋毁他们的文化“落后”。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