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4)

对当地乡民生活贫困成因的探讨是另一个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政界、学术界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其一，认为当地的自然环境过于严酷，因而贫困必然与生态环境的恶劣同步。[9]这些地区既不能开辟连片的耕地，又不能发展副业，因而当地苗族居民与贫困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令是一般的救助也不能帮助他们脱贫。其二，认为当地乡民生产技术“落后”，对科学知识了解不多，因而尽管他们很勤劳，但却依然不能摆脱贫困的命运。[10]上述两类结论，单以共时态获取的资料为依据，确实具有较大的说服力，但如果反观历史却难以自圆其说。其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在清雍正以前属于“生界”，[11](P272)当地苗族居民的生活实况，典籍中无法留下可凭记载，但在雍正“改土归流”时，当地的苗族乡民不仅向清政府赠送了很多礼品，而且还承诺像其他地区一样，认纳国家的各种税赋。不管这样的承诺是出自武力的胁迫，还是他们的自愿，但他们在其后都能按规定完纳各种税赋，这至少表明当时的麻山苗族并不比周边其他地区贫困。

其后，清政府在这里推广棉麻种植。种棉花失败了，但是引种麻类作物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在清代后期，这儿成了贵州境内最大的麻类集散市场，“麻山”也因此而得名。[1](P9～10，P437)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地的优质麻生产传统，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50年代，全国麻类生产的先进单位表彰会议就曾在宗地乡召开过，麻山各地当年都是受过表彰的先进单位。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还设置有“麻类科学研究所”，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总结当地乡民的种麻经验，推广他们的植麻技术。在20世纪50年代，原麻的售价差不多是粮价的12倍，出售麻的收入可以确保当地的乡民生活十分富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麻价与粮价之间的差额比也都还能保持在10倍左右。[12](P282～284)此后，随着化学纤维包装袋的兴起，麻类做包装材料的市场占有率日趋萎缩，原麻的价格也因此而徘徊不前。到了今天，麻价与优质米价几乎相等。长于种麻的苗族乡民至此才真正陷入了贫困境地，因而当地苗族乡民的贫困与环境恶劣、生产技术落后都没有直接的干系。

时下，麻山苗族“贫困”的直接导因反而是麻类市场价格的消长。这一点恰好是此前已有研究结论的盲区。当地苗族乡民能够在土地高度石漠化的喀斯特山区生产出优质原麻来，生产过程中还要应对频发的山体崩塌灾害，这反倒是值得称道的创举，更是探讨民族文化适应的理想题材。

对当地苗族文化的评估是民族学工作者长期致力于探讨的研究对象。此前的研究者主要是立足于麻山地区的区位特点，去探讨当地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大多数人都是依据当地苗族文化中，残留着太多的“远古遗风”，因而认定所处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乃是当地苗族文化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关键原因。举例说，当地民族长期延续“穴居”、执行“崖洞葬式”和“出面”婚礼等，都被理解为他们的生息地远离交通干线，境内又因为喀斯特地形破碎而导致交通不便，[13](P2)才使得这些在其他苗族地区早已消失的远古传统能够侥幸延续到了20世纪中期。然而，这样的结论不仅与历史事实相左，而且与清末民初的实情不相兼容。远在元代时就提到他们，把他们称之为“桑州生苗”。明代的《贵州图经新志》(弘治)、《贵州通志》(嘉靖)、郭子章《黔记》等历史典籍都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清代“改土归流”后，朝廷在麻山腹地先后开辟了4条驿道，开始对麻山这一地区进行管辖。[14]这些驿道的某些区段当地的苗族乡民们都还在使用。驿道沿线的军事设防建筑遗迹尚存，与驿道和设防工事有关的地名还沿用至今。单凭这样的历史事实，说当地乡民对外界不了解，与外界的接触偏少显然与明清以来的历史事实不符。既然说麻山苗族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不能成立，那么麻山苗族特有习俗的长期延续显然另有成因。这些原因是否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联，特别是与频发性的地质灾害有关联，反而值得深究。

对已经酿成石漠化灾变的地区如何实施生态恢复，也是学术界久议不决的重大课题。麻山地区经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考察和认定后，一致公认这儿是全国石漠化灾变最严重的地带。鉴于目前的科学技术还无法攻克石漠化灾变这一土壤“癌症”，因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定，在这一地区从事生态建设，关键就是要恢复植被，[15]但如何恢复植被却久议不决。有人主张把这儿的居民迁出麻山，而且是将“生态移民”作为一项治理麻山、扶贫麻山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16]以减轻人类的存在对当地生态的压力，确保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当植树种草，特别是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如大面积引种花椒、油桐、果木、杉树等经济林木。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在这样的地区动用工程技术手段，实施“坡改梯”，建构基本农田。[1](P433)然而，如果考虑到山体崩塌这一实情后，上述各种争论显然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人迁走了，溶蚀作用还会照样延续，山体还是要崩塌，基岩、砾石的裸露还将继续下去。把人迁走与否根本不产生任何影响。至于种树、种草当然是一个好主意，但高度石漠化的坡面上，如何将树和草种活显然更值得研究。进而考虑到岩石随时会崩塌，崩塌的岩石会将种活的树和草砸伤，甚至是砸死，或者被掩埋掉。如何与这样的灾害抗争，确保树和草种活后，能够抗拒岩石的崩塌而不至于断绝生机并损失其功用，显然比把树种活更是关键。至于实施“坡改梯”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因为单靠人力和技术力量，要清除以亿吨计的乱石，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肯定办不到，而且清理出来的乱石在当地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搁置。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