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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12)

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1-1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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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当地苗族文化的评估是民族学工作者长期致力于探讨的研究对象。此前的研究者主要是立足于麻山地区的区位特点,去探讨当地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大多

对当地苗族文化的评估是民族学工作者长期致力于探讨的研究对象。此前的研究者主要是立足于麻山地区的区位特点,去探讨当地民族文化的特异性。大多数人都是依据当地苗族文化中,残留着太多的“远古遗风”,因而认定所处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乃是当地苗族文化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关键原因。举例说,当地民族长期延续“穴居”、执行“崖洞葬式”和“出面”婚礼等,都被理解为他们的生息地远离交通干线,境内又因为喀斯特地形破碎而导致交通不便,[13](P2)才使得这些在其他苗族地区早已消失的远古传统能够侥幸延续到了20世纪中期。然而,这样的结论不仅与历史事实相左,而且与清末民初的实情不相兼容。远在元代时就提到他们,把他们称之为“桑州生苗”。明代的《贵州图经新志》(弘治)、《贵州通志》(嘉靖)、郭子章《黔记》等历史典籍都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清代“改土归流”后,朝廷在麻山腹地先后开辟了4条驿道,开始对麻山这一地区进行管辖。[14]这些驿道的某些区段当地的苗族乡民们都还在使用。驿道沿线的军事设防建筑遗迹尚存,与驿道和设防工事有关的地名还沿用至今。单凭这样的历史事实,说当地乡民对外界不了解,与外界的接触偏少显然与明清以来的历史事实不符。既然说麻山苗族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不能成立,那么麻山苗族特有习俗的长期延续显然另有成因。这些原因是否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关联,特别是与频发性的地质灾害有关联,反而值得深究。

对已经酿成石漠化灾变的地区如何实施生态恢复,也是学术界久议不决的重大课题。麻山地区经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考察和认定后,一致公认这儿是全国石漠化灾变最严重的地带。鉴于目前的科学技术还无法攻克石漠化灾变这一土壤“癌症”,因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定,在这一地区从事生态建设,关键就是要恢复植被,[15]但如何恢复植被却久议不决。有人主张把这儿的居民迁出麻山,而且是将“生态移民”作为一项治理麻山、扶贫麻山的成功经验加以推广,[16]以减轻人类的存在对当地生态的压力,确保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当植树种草,特别是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如大面积引种花椒、油桐、果木、杉树等经济林木。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在这样的地区动用工程技术手段,实施“坡改梯”,建构基本农田。[1](P433)然而,如果考虑到山体崩塌这一实情后,上述各种争论显然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人迁走了,溶蚀作用还会照样延续,山体还是要崩塌,基岩、砾石的裸露还将继续下去。把人迁走与否根本不产生任何影响。至于种树、种草当然是一个好主意,但高度石漠化的坡面上,如何将树和草种活显然更值得研究。进而考虑到岩石随时会崩塌,崩塌的岩石会将种活的树和草砸伤,甚至是砸死,或者被掩埋掉。如何与这样的灾害抗争,确保树和草种活后,能够抗拒岩石的崩塌而不至于断绝生机并损失其功用,显然比把树种活更是关键。至于实施“坡改梯”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因为单靠人力和技术力量,要清除以亿吨计的乱石,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肯定办不到,而且清理出来的乱石在当地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搁置。

这四项认识上的争议,如果单就事物的线性因果关系而言,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都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如果考虑到不断崩塌的山体可以长期持续积累这一自然属性后,对此前的研究结论就不得不做深刻地反省。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既然山体崩塌对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始终构成重大威胁,而这些苗族乡民又能够一直在这样的地带安居乐业,那么山体崩塌在麻山苗族文化中,绝对不会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找不到相应的文化表达,那将意味着民族学中的“文化适应理论”在这儿无地自容。

三、对当地苗族习俗的重新解读

对麻山苗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此前所得出的结论大致都能自圆其说,而且这样的结论都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明晰的因果关系,但如果把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做横向对比时,哪怕是对同一种习俗的解读,都很难相互兼容,因而就总体而论,这些结论似乎很难对文化的整体性做出合乎逻辑的说明。

在当地苗族的所有习俗中,最容易引起外人关注的莫过于他们长期实行“穴居”了。面对这样的文化事实,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当地苗族社会发展滞后,生产力低下,不能独立建构房屋而导致的后果。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在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中,天然溶洞随处皆是、到处都有。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天然的栖身场所,他们就很自然地选择了“穴居”这一生活习俗。当然,还有的学者认为居住在岩洞中可以躲避猛兽的袭击,而且冬暖夏凉,生活舒适,而且就当地而言,在岩洞中获取饮用水也较为方便,因而“穴居”习俗才得以超长期延续。上述三类解读分别考量都言之成理,但横向比较后,总是感到美中不足,因为这三类解读之间都无法建立起复合逻辑的联系来。一种民族文化应当是一个整体,多种解读之间不能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恰好表明这些解读本身肯定存在着疏漏。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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