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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7)

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1-10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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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将上述的理解应用到麻山的个案当中,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对当地苗族乡民的生存而言,显然是一种可以超长期延续的环境要素,也是

如果将上述的理解应用到麻山的个案当中,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对当地苗族乡民的生存而言,显然是一种可以超长期延续的环境要素,也是随时危及当地乡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灾害性要素。它不仅可以迫使麻山苗族的文化必须对这样的环境要素做出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适应,同时还会进而支配那些与这一地质灾害有关联的其他文化适应创新,必须围绕这一关键的环境因素去做出回应,并由此而获得长期保持的社会支撑。从这一理解出发,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势必会成为麻山苗族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适应脉络。并在麻山苗族文化的不断重构中,使其他的文化要素也得围绕这一脉络有序地组织起来,既维护了麻山苗族文化的整体性,又会使得出于不同适应需要而做出的其他文化创新也连带获得了稳态延续的能力。最终就会使得,在麻山苗族文化中,其结构会表现出层次性来,而贯穿这些不同层次的主线则是为了规避频发性的地质灾害而做出的文化适应性创新。只需要把握规避频发性地质灾害这把钥匙,对麻山苗族文化做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也就有了可操作的手段。其他文化要素都可以因此而获得符合麻山苗族文化逻辑的解读。

由此看来,民族文化的整合不仅仅意味着该种民族文化自身存在着系统性,进而还意味着该种民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通常都不会表现为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表现为以一个整体,通过不同的因果链对整个环境的各种要素做出整体的适应。其适应的手段、指向、方式都会互有差别,同时又组织有序。也就是说,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要比前辈们的理解要复杂得多,适应的机制也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互换性,但同时也将意味着在麻山苗族的文化中,也必然包含着那些,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其适应创新功能的要素在其中。这样的要素虽然在麻山苗族文化中也在延续,但它们所能起到的象征功能肯定会大于它的实际功能,麻山苗族乡民把写有死者姓名的木牌送入岩洞中安葬,正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用功能的典型例证。

从文化适应机制的复杂性出发,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环境因素的改变,在短期内肯定会诱发文化运行的失范。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都大力支持麻山地区脱贫致富,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政策就是建构现代化的住房,按照现代化的标准规划村寨的布局。对这样的惠民政策,麻山苗族乡民自然欣喜过望,但建构现代化住房却诱发了社会反响的错位。很多乡民在接到政府的资助款后,往往不按照政府的意愿去修建符合“规矩”的住房,而是修成一些在外来人看来,特别是主持扶贫工作的行政官员看来十分怪诞的住房。一些乡民甚至更乐于将新房建在早年居住过的岩洞口,这更是使得相关行政人员不知所措。访问乡民后才知道,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其核心问题仍然是政府扶贫部门划定的建房位置和建房的规格,要么乡民们感到建房位置容易遭到下落岩石的撞击,要么按照规格建房,承受不住下落岩石的冲击。将新房建在洞口,遇到山体崩塌时还能够往洞中躲避,甚至可以把贵重物品存放在山洞中确保万无一失。也就是说,麻山苗族传统文化中的适应机制还仍然支配着乡民们的观念和行为,[21]致使在他们看来,即使住到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中,依然感到不安全。毋庸置疑,乡民们的考虑显然是正确的,因为现代化的装备和技术还没有能力改变频发性的质灾害这一环境要素,麻山苗族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还无法绕开由此而构成的生存安全,而这一点恰好是行政当局实施惠民政策时,值得认真考虑的民生大计。

五、结果与讨论

无论是就文化适应理论而言,还是对田野调查规范而言,我们对麻山工作的反思显然是一种挑战。频发性的地质灾害无疑是麻山苗族必须正视的严峻环境因素,也是当地生态系统安全的重大隐患。可是,学术界在长期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却很难找到有关方面的适应证据,甚至对这种极其频繁的地质灾害在相应的田野调查报告中也未做出相应的反映,地质灾害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似乎成了“隐身人”。要对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做成符合逻辑的理论分析,目前为时尚早。出于向学术界求证的考虑,我们想提出如下一种假设,以便得到学术界的批评和匡正。

由于频发性的地质灾害在当地对苗族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太大,对当地的生态稳定冲击过于强烈,以致当地苗族文化的适应机制显然不会做成简单的回应,而是要调动苗族文化的所有方面,对这种难以预测的灾害加以化解。更由于这样的努力要受到发生几率的左右,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必须通过长期的磨合,凭借多种应对策略的综合作用,最终才能将这种频繁地质灾害的成灾水平,获得了符合要求的下降。这一点正是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文化事实。发生几率虽然高,但成灾比例却还不到0.3%。换句话说,当地苗族的文化适应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同时也因为取得了成功,以致对这种频发性地质灾害的表达反而被相关文化要素的其他功能所掩盖,从而使得对这种威胁最重的环境要素的适应努力,反而演化为隐性的文化事实。这正是粗疏的田野调查和文化适应分析容易忽略这一文化适应成就的原因所在。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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