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山地区频发性地质灾害的文化反思<sup>*</sup(8)

此外，文化适应的实用功能一旦弱化后，其象征功能必然凸显。要实现其象征性功能，相关的文化要素必然要对外界做有意识的表达，务使其彰显。这样一来，在一般性的田野调查中，属于这一范畴的文化要素反而最容易被调查者所发现，在文化适应的分析中，也最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以致那些对民族成员生死存亡关系更为密切的文化事实，反倒会隐藏在阴影当中。总之，通过对麻山研究工作的反思，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必然是以文化整体而呈现。由于适应获得的成果本身存在着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也存在着与外界关系程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适应的成果经过长期积累后，都会表现为结构层次上的差异，以致文化对不同环境要素的适应成果，就会表现出有显，有隐；有大，有小。如果不对田野调查资料做综合分析，很多重要的文化适应事实必然会在无意中被疏漏。

这一反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目前中国对自然灾害的行政管理要求规定，地方干部遇到灾害预警时，必须组织人力昼夜监控、疏散居民。这当然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但如果把这样的要求落实到麻山，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地县、乡和村三级行政机构的人员配备和技术知识储养绝对达不到主管部门的要求。一个乡绝对不可能做到每一天都有四五个工作小组在监控当地频发的地质灾害，更不能轻易指挥乡民规避，因为从预警到岩石山体真正崩塌，其延续的时间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以上。而如果考虑当地苗族文化适应环境的已有成果后，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因为当地真正成灾的比例还不到0.3%。灾害事实上已经被当地的苗族文化基本化解了，而当地的宗教人士在期间恰好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不仅能够预报，还能够安抚乡民的心灵，也有能力规划重建。既然成灾比例如此之低，按照全国统一要求，组织人力监控，其必要性显然不大。引导当地宗教人士服务于当地居民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需要，反倒是一种值得一试的管理措施。如何执行不是我们的研究任务，我们只能够提供可资参考的行政管理建言。如果可行，对麻山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生态建设肯定可以发挥明显的作用。

麻山，是一个习惯沿用的地理单元名称。它位于今贵州省紫云县、望谟县、长顺县、罗甸县和惠水县的毗邻地带，涉及面积近五千平方公里。[1](P2)苗族是这儿的主体居民。他们都属于苗族南部支系麻山亚支系，[2](P98～100)通用苗语西北方言麻山次方言。[3](P1)

在历史典籍中，元代的典籍往往将他们称为“桑州生苗”(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9页)，在明代则改称为“克孟牯羊苗”(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丛书集成初稿》,1995年补印，第56页)，或者“康佐苗”[明谢东山：《(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云南大学借云南省图书馆传抄，天一阁藏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重抄，1965年]，而在清代则又改称为“狗耳龙家”，[4](P274)或者由于他们实行“穴居”而又称之为“洞苗”(清常恩总纂，邹汉勋，吴寅帮总修，安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安顺府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此外，在麻山还有少数仡佬族、布依族和汉族居民与苗族杂居，也有少数其他支系的苗族，在近二百年来迁入麻山地区定居。[5]

从20世纪80年代起，麻山地区由于被有关部门确认为贫困地区，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还掀起了多次“支援麻山，扶贫麻山”的全国性运动。麻山也因此而闻名于世，前往麻山调查和研究的学人随之接踵而至。从表面上看，对麻山苗族的研究似乎已经相当深入和周详了。然而，笔者在麻山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却使笔者和整个调查组感到极大的震惊，并从中发现笔者，以及众多学人此前对麻山苗族所做的结论存在着较大的疏漏。比如，频发性地质灾害是当地苗族生存的重大威胁，当地苗族的文化对此已经做出了成功的适应，但这一适应的众多文化表达却一直没有引起大家应有的关注。

有鉴于此，笔者特意将16次(其中，从2007年起的最近4次调查与吉首大学的师生们一道完成)赴麻山调查的感受，以及相关的结论做一次总体性的反思。希望通过对苗族文化的整合分析，去揭示民族文化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环境的适应，客观存在着层次性和适应手法的多样性。而那些对当地居民生存威胁最大的环境因素，如果相关民族的文化适应已经能够做到有效化解这样的威胁，那么外界人反而很难注意到当地民族文化对此类自然要素的表达，并因此而曲解当地民族文化。

文章来源：《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网址: http://www.zgdzzhyfzxb.cn/qikandaodu/2020/1110/390.html